看一个地方有什么问题，看街头的标语就可以了。

　　一位内蒙客人到浙江来，乘车从三二○国道经过，看到农居墙面上写“千方百计为拆迁户?想，全心全意为拆迁户服务”之类的标语，十分奇怪。内蒙客人住在锡林郭勒草原，天苍苍、野茫茫，那里不存在不需要徵地拆迁，自然不能理解。

　　我问他你们那里常见的标语是什么，他答：“草兴牧兴百业兴，山清水秀牧歌扬”，并说这句标语就写在他单位的大墙院上，所以记得特别清楚。

　　有没有想过，浙江、内蒙两地虽相隔千里，但这些标语，让人马上抓住当地当下的社会大问题。内蒙古大草原的生态、江浙发达地区城镇化过程中的徵地拆迁，一北一南，都是我们这个社会发展过程中的难题，北方的草原生态引发了席捲南方的雾霾，直至上升到了人民健康安全的政治高度；南方的徵地拆迁引发了难以计数上访事件，同样上升到了事关社会稳定的政治高度。

　　一个问题，大致会产生一个标语。譬如以前的计划生育、义务兵役、民族復兴等等，到现在随处可见的禁止酒驾、文明礼让、尊老爱幼之类的标语，这些标语莫不是在告诉我们，背后有一个个的问题需要我们来解决。

　　马克思有一句名言：“问题就是公开的、无畏的、左右一切个人的时代声音。问题就是时代的口号，是代表时代自己内心状态的最实际的呼声。”

　　中国人是一个十分讲究“场面”和“形式”的族群，但并非所有“场面”和“形式”都不是不好的，相反，解决问题的确需要一定的形式。中国人解决大问题採取的是“广场模式”、“大会形式”，解决家族问题也会採取“多人合议”模式；西方人也一样，以议会、集会解决问题。但形式不能氾滥，氾滥了就有会产生标语暴力了。

　　如果你来到江南的一些欠发达的小县城，标语几乎成灾，从打击卖淫嫖娼、赌博陋习、逃税避税到随地大小便、人行道上车让人……从这一头走到那一头，你不会感受到这里安居乐业，而是这地方的问题一大堆，让人沉重得透不过气来。

　　前些年，国内民间保钓运动兴起，我看到小区里不少日系车在车后窗上贴上了标语：“车是日本车，心是中国心”。是不是“中国心”，只有车主本人知道了，但咱们都有一个习惯思维，一个问题只有上升到标语的高度，才说明我们很重视这个问题，自己没有对它无所谓。

　　我们已经好几代人生活在标语的环境中了，如果你是解放后出生，上学后一进校园，教室里大致会有“好好学习、天天向上”之类的劝学标语，从小学到大学，你不知要接受多少这样的劝学标语，你被“潜移默化”了多少，谁又能说得清呢？

　　现在是网络时代，我们仍然很难摆脱标语式的语言和思维，“网络暴力”在网络上无处不在，这种“语言暴力”有一个特性，缺乏人文关怀，喜欢上纲上线，不是平等沟通，而是强势压制弱势，或是一群人压制另一群人，一群人企业教化一群人。